改革新起点:解析中共领导集体执政智慧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一年来：以空前的反腐力度震慑贪腐官员；全面整治“四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客观上使官员系统处于一种自我反省的状态，有利于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宏观政策上，新集体没有简单地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是投入更多精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在过去一年里，所有凝聚中共领导集体执政智慧的一切举措，为正在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赢得了不可多得的“窗口期”。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一年来的施政逻辑

时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凤凰网邀请了韩庆祥、李永忠、冯楚军、辛鸣、李凡、全林远、程恩富、丁元竹等八位专家，畅谈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军队建设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并探寻其内在逻辑。

认识上：

首先，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告诉凤凰网，“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都是针对问题出招”。尤其是针对胡锦涛2011年提出的四大危险采取了措施，这些危险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其次，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强调执政的科学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众意见调查部主任冯楚军提到，自上而下脱离群众的、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项目，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可以成为中国官员和学界的共识。而中共施政强调群众路线、群众参与，无疑将为改革的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支持。

第三，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认识到，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是关键。韩庆祥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打铁的主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自身不硬，打铁的锤都 举不起来。举起来以后，如果下点不准还会闪腰。所以对打铁的主体就提出很高的要求：自身要硬，要硬在本质，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在先进。

方法上：

首先，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讲究润物细无声，不搞运动。对此，王岐山曾明确提到“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在接受凤凰网对话时，将“八项规定”比作商鞅变法时的“徙木立信”。八项规定不是改革，目的是要恢复政府和官员 的公信力。八项规定是纸上、嘴上、墙上的东西，谈不上制度，但是它为制度反腐、为政治体制的改革，会发挥相应作用。

其次，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强调底线共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只有“中国梦”可以作为13亿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社会、中华 民族不仅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作出过贡献，现在、未来还要继续作出更大贡献。当我们共产党人有宏伟目标、伟大事业时，人民群众感到和自身目标和它合二为一， 就有一种归属感。

第三，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重视传统挖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因为改革既有自下而上的内容，也有自上而下的中央发出的 文件、指令，让大家来执行。这样容易出现对民意不够尊重的情况，所以现在重启群众路线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它首先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出招“治”的是什么病？

八位专家的解析可谓深入，但作为普通人，我们仍需浅出地理解一年来诸多政治举措的现实意义和实践逻辑：要解决的究竟是怎样的问题？解决方式又有哪些特色？这些手段是否能够根除体制肌体上的病变？

李克强总理在10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扭转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克服拖延应付和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这已经不是高层领导第一次谈及政令不畅的问题，前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早已发出过“政策不出中南海”的感慨。

两届总理面临同样的问题，可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呈现出与“中央集权制”期望明显违背的迹象，中央政策经省、市、县、乡层层传达的效用递减，也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这一现象看似是新问题，甚至令人产生对“一份文件通到底”的怀念，事实却并非如此。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早在中央集权制度施行之初即已存在，庞大的疆域和信息传递技术的限制，导致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管控不可能细致而微，各种“土政 策”“小对策”史不绝书。1949年之后，中共吸收了苏联的制度建设经验，又照搬了计划经济体制，看似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全能政府，但同样无法解决这一矛 盾。

此后，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联系，逐渐演变为人事权力、审批权力和税收权力的多头结合。中央政府借助上述手段控制地方，而地方政府则因此在事实上仍与微观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为种种干预行为预留了空间。

必须指出的是，中央集权国家为了维护统一，必然会与地方保持某种维系，审批制度和财税制度被纳入本轮深化改革的重点，无疑预示着新型中央、地方关系的建构可能。

当此之时，中共新领导集体基于党的组织系统所开展的一系列举措就会发挥作用，如中央巡视组的制度化派驻、民主生活会的制度化，乃至于八项规定和干部待遇制度的重新明确和加强监管，都令地方各级组织进入并保持规范化和相对紧张的状态，为给地方政府经济权力“动刀”创造条件。

与中央、地方关系互为表里的是政治核心与官僚机构的关系问题。

中共虽然迥异于中国传统组织，但其中的个体仍会建立各种关系纽带，形成不同的圈子。这一点，即使是毛泽东也承认，“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改革派”或“反改革派”来区分派别早已落伍，真正的派别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关系而形成的关联群体。对此，习近平7月23日在武汉的改革宣示中并没有采用媒体习惯的“利益集团”说法，而代之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利益固化绝不是某个部门、某部分企业的问题，而是附生在权力体制上的非常规的利益依赖，要突破和革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藩篱，难度无疑更巨大。

在此条件下，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重提革命时代的特殊传统，以前辈的“清教徒”形象宣传唤醒组织内的“正能量”，似乎才是成本较低的选择。

当然其意义还不限于此。新中国政府与社会、民众关系的起点就在于中共这种“清教徒”形象的塑造。共产党人那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官僚的道德先锋形象， 更是当年政权竞争中的法宝。客观地说，60多年前内战中共产党的胜出，更多是新民主主义的底线共识吸纳了最为广大的同盟者。毕竟，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 而言，共产主义的实现仍是梦想，更真实更触手可及的，还是身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与形象。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一系列的“打苍蝇”举措，都在过往的治理资源中找回良性的因素。同样，“中国梦”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宣示，更会为全国乃至海外华人提供一个均可接受的共识。

总体而言，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所指出的，中国面对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于内外的反对者，而来自于当前国家对于绩效合法性的过度依赖。这种情况 下，一般大众对工作、福利、公共服务的要求和对政府的依赖都会不断提高，而政府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旦经济出了问题，社会矛盾就可能激化。

而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显然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在用可控的方式对社会和党内可能发生的危机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则以深化改革的方式逐步摆脱这种绩效合法性绑定的状态。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透露出的讯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面向怎样的大时代？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即将启动改革的定性，不由令人想起去年11月底，王岐山与专家座谈时推荐的另一本“革命”。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在讨论会后向与会专家推荐。

之后，《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谓红极一时，各家媒体纷纷解读究竟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特殊意味，“改革步伐太慢”“告别革命”等等倾向性的解释汗牛充栋，其他诸如“革命发生在统治者放松压迫之后”“繁荣反倒激发了革命爆发”等等技术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然而，《旧制度与大革命》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大时代？“资本主义前期”这六个字恐怕并不足以概括，但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们不能忘记的是，路易十六面对革命时的茫然无措，和革命者加诸他和他的家族身上无数的谣言。人们不自觉地忽视，在他的支持下，法兰西王国以巨额的负债换取了美国的独立后，法国与英国的殖民地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海军力量紧随其后，海外贸易和经济总量均仅次于英国。

就是这样一个仅仅落后英国一步的强国，在经历了持续的革命实践和拿破仑的穷兵黩武之后，彻底失去了问鼎日不落帝国的可能。

同样是位居次席，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中充斥着饥寒交迫的移民，政府中腐败公行，劳资矛盾尖锐得需要用机枪对话，食品安全问题泛滥以至于总统将香肠扔出窗外……而今天的美国又何处觅此残迹？

在世界发展历史中，任何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大变革时代，都会面临这样的处境：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与体制问题交织，利益集团的阻碍、民众的不理解、政府 内外的反对者发出纷繁的声音，令人无所适从。正如辛鸣教授指出的，这一届中央领导人其实正在思考和解决重大的方向性问题。这次问题包括：中华民族现在处于 怎样的历史方位？应该向何处去？应该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

从世界版图上来说，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指向世界之巅的登顶之路永远铺满荆棘，新兴的强者勃发着生机，同时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问题、隐疾。旧日 的霸主们绝不容许他们最后的桂冠被曾经蔑视、压迫的民族摘取，机会永远只会垂青有准备的人们，中国的决策者们就在矜持地等待着这样一个时机，一个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重现祖先文明荣耀的真正改革良机。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宣示，无疑已经开启了这扇机会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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